陈云晚年手术前的牵挂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被确诊患结肠癌而住院。手术前，他给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胡耀邦写信，郑重提出潘汉年案需要重新审查。陈云在信中说：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决策，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做出的，如今王、康均已离世，只有他能为潘汉年作证了。
进入手术室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到医院看望陈云，询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代。陈云说的还是潘汉年案，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潘汉年的问题得到解决。
解放前上海地下党时期，陈云在潘汉年之前担任过中央特科负责人，红军长征途中他俩又一道被派赴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陈云认为，潘汉年案不仅使潘个人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祸及整个隐蔽战线，影响极大。
陈云首先向熟悉潘汉年的刘晓了解情况。刘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半身瘫痪。陈云请刘晓夫人代为写出材料。陈云让工作人员给公安部打电话，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陈云还亲自与潘汉年当年的战友廖承志、夏衍谈话，了解情况。1981年3月1日，陈云致信中央，提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由中央纪委办理。1982年8月23日，中央宣布为潘汉年平反昭雪。陈云又给夏衍写信，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这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的《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一个为党的利益孤身奋战又孤独离去的灵魂，终于重新回到阳光下。
朱德看望落难后的彭德怀
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落难，回到北京后搬出了中南海，到京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离群索居。朱德不避嫌，常去看望。两位开国元帅性格相似的地方，是寡言，见面后大半天不作一声，默默地下棋。
1974年11月彭德怀去世，临终前多次对看守提出想再见一次朱德，但未能如愿。直到彭死后，朱德得知老战友的临终心愿，老泪纵横：“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
吴玉章不同意批判林希翎
1957年，反右运动骤起。风声鹤唳中，报纸点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的名字。但人大校长吴玉章不同意公开批判。“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于1911年9月25日策动宣布荣县独立，在全国率先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等留法学生成为中共革命的栋梁。林希翎被戴上“右派”帽子后，79岁的吴玉章让外孙蓝其邦代他去看望林希翎。碍于吴老的地位和声望，革命左派奈何他不得，就以支持帮助过林希翎为由，把在人大学习的蓝其邦打成“右派”。
因林希翎案受牵连的体制内人士不少。其中包括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曹志雄，另一位“延安五老”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解放初期曾任叶剑英秘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室负责人因而先后三次接待过林希翎上访并将她的意见整理上报的王文等。体制内的良知正义和为此承受的压力，令人扼腕叹息。
胡耀邦含泪为马寅初平反
1979年夏，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为马寅初平反，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早在1954年，马寅初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浙江农村调查，深切地感受到：“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长此以往，国家怎么能富强？”三个不得了，表达了马老的忧心如焚。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马寅初以正式提案提出节制生育问题。1957年春，在中南海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的面，再次提出人口问题，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这一年马寅初完成了他的名著《新人口论》。1957年6月，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反右战鼓已经敲响，马寅初浑然不觉，继续大谈人口问题。康生率先发难，用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有人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这完全是右派进攻。
1979年平反时，马寅初已是98岁高龄。他坐在轮椅上听到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而领导平反了众多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则说：“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胡耀邦连夜批转葛佩琦申诉状
“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葛佩琦，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受党指派，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构从事地下工作，后因与他单线联络的上级被捕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党号召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给党提意见，他不参加，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外人士。第三次他去了，发言说：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是作为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对流过血汗的同志冷若冰霜。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很难再保护我们，就会被敌人杀掉。“反右”时，他的发言被演绎歪曲为要“杀共产党人”。葛氏成为猖狂进攻的“右派”代表，判处无期徒刑。妻子病瘫在床，小女儿在托儿所两年没人接回家。大女儿高考成绩好，但没有一所大学录用，只好在家做家务。1964年，在葛佩琦的坚持下，妻子同他离了婚，五个孩子全部改姓。
“文革”后，住在北京八平方米小屋的葛佩琦，步履蹒跚地找到富强胡同6号耀邦家，递上《申诉状》。耀邦当时不在家，晚上回来后，连夜审阅并批转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苹督办。次日葛佩琦拿到耀邦签署的回信，激动不已。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宣判他无罪。
据记载，做过中国人民大学有关负责人的李逸三曾给胡耀邦写信说，“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谈到葛佩琦漫长的颠沛流离，有关部门的麻木不仁，李逸三愤然向耀邦建议：“在查清制造这18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18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18年冤狱的滋味！”
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澄澈透明的心。1993年葛佩琦病逝，当年共同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等人聚会悼念。
年轻时的胡耀邦
体制内外的良知相通
中国有幸，从走过长征的一代老革命中，在为人民的肚皮“鼓与呼”的彭德怀之后，又出了一个为人民的自由和尊严“鼓与呼”的胡耀邦。有这样“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领导人坐镇中组部，迅速揭开了中国史上、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曲折坎坷历史的苦难结晶和艰难自赎。
“文革”结束后，遇罗锦写出《一个冬天的童话》，并最终选择出走德国。体制内不能认同她的诸多偏激之论，但胡耀邦叹息道：这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对她要多包容。遇罗克因反对出身论遇难，留有诗句：千顷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2009年，胡耀邦逝世20周年，躺在法国巴黎郊区圣卡米拉医院病榻上的林希翎，请国内友人给江西共青农场的胡耀邦墓送上“八无八有”挽联，敬作遥祭。
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敌无畏；
有情有义，有血有肉，有智有勇，有胆有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