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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青年因写歌被判死刑 许世友下令枪下留人
发布日期:2020-03-31



原标题:难忘的《知青之歌》


▲原文配图:青年任毅 。


  2009年,故事片《高考1977》在上海师范大学放映。影片开头,一群知青在黑土地辛苦耕耘,音乐起:“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这首充满思乡之情的《知青之歌》,成了电影的主题曲。大学礼堂的前座,坐着来自南京的老知青任毅,就是流传全国的《知青之歌》原作者。为了这首歌,他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


  莫斯科电台播出《知青之歌》


  1969年7月,江苏滁河泛滥,大水淹到京浦铁路。知青上堤抗洪防险。有一天,任毅回知青屋取东西,发现留城的同学郑剑峰给他的一封来信。原来,郑剑峰在调试半导体收音机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一段熟悉的曲调,感到很意外。他立刻告诉任毅,莫斯科广播电台播你的《知青之歌》了,频率和时间是多少,你留心听,估计要出事了。


  任毅一个人关在知青屋里面,偷偷地把收音机短波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频率上。果然,莫斯科广播电台悠扬的音乐响起来了,《南京知青之歌》改成《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


  任毅听到“敌台”播放自己的歌,吓出一身冷汗。原来,任毅学生时代在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唱过歌,也练过二胡和吉他。本来,他是66届高中生,有两个高考志愿,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可是,“文革”一来,取消高考,任毅的大学梦破碎了。


  1968年12月,他和南京五中同学一起下乡落户到江浦县,自嘲先去修地球系。有一天,插队同伴说:“工人有工人的歌 《咱们工人有力量》,农民有农民的歌 《社员都是向阳花》,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一首歌呢?任毅啊,你回去写一下吧!”


  茅草屋昏暗油灯下,任毅触动了心弦,想起了一首抒情曲的旋律。1964年,南京五中高世农支边到新疆丰收农场,带回一首歌《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塔里木河两岸,是辽阔的国营农场,我的第二故乡。啊!清清的河水映照着灿烂的霞光,绿色的林带环绕着我的家乡。”任毅以对故乡眷念、对前途迷茫的复杂心态,在这个曲调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谱写了一首歌 《我的家乡》,添上副题《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署名南京市第五中学集体词曲,还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


  麦收季节,皎洁月光下,任毅用吉他弹唱了 《我的家乡》,知青们依着高高的麦堆,一起哼唱 《我的家乡》。大家找到一个宣泄的渠道,纷纷传抄歌谱, 《南京知青之歌》也就传开了。可是,这首歌怎么会传到国外出现在“敌台”呢?事情闹大了。


  深浅,哪有深陷好啊


  当时,知青生活艰苦,普遍产生了离愁别绪。最初有人根据地下歌曲 《75天》词曲,改编 《某某地的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 流传开来后,取代了各地的思乡小曲,成为最流行的 《中国知青之歌》。


  上海去黑龙江的火车上,有人唱起《知青之歌》,过一个省就唱这个省地理特征、那里的山水桥梁,重新填词, 《知青之歌》 歌词也就有了不同版本。


  各地知青改歌词,用自己故乡的江河替换扬子江。如重庆版的 《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鸽在飞翔。那金色的嘉陵江畔,是我可爱的重庆山城,我的故乡。”知青把“白云”俏皮地改成了“白鸽”。


  大江南北的知青都会唱 《知青之歌》,是一个奇迹。怎么传的?就是大家口口相传。


  从南京回江浦的船上,任毅听到几个知青在唱这首歌。“原来我的歌词是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因为我们是小知识分子,革命的脚步不会那么踏实的,脚步始终是一深一浅。我是用 ‘深浅’ 这个歌词。但是,他们却改成 ‘生活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人 ‘深陷’ 进去了,那你不就反动了吗?”


  任毅对唱歌的人说:“我是五中的学生,我认识任毅,他创作的歌曲好像不是深陷,是深浅。”船上的知青说:“深浅,哪有深陷好啊!”


  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歌曲之后,觉得“深陷”危险的任毅,独自到南京娃娃桥的看守所去自首:“我是来吃大锅饭的。”所谓吃大锅饭就是来坐牢的。一个老公安听完任毅讲的事情,沉默半晌后说:“你回去吧,大锅饭不是那么好吃的。你写了首歌,怕什么。”老公安把任毅送出门,一直送到白下路车站,叫他不要胡思乱想。


  但是,知心的同学都为任毅担心。有人甚至劝任毅远走高飞,到内蒙古大草原躲一阵子。


  许世友将军下令枪下留人


  1970年春节前夕,大批知青回上海探亲。普陀区返乡知青在里弄和学校传唱 《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黄浦江畔,是可爱的上海城厢,我的家乡。”


  有些政治嗅觉比较敏感的人,把这个事情反映到普陀区革委会,说回来的知青都在唱这首歌,上海市革委会把“阶级斗争新动向”汇报到北京。


  张春桥、姚文元对这首歌专门作了批示:“要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


  1970年2月,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组成专案组,到了任毅的母校南京第五中学和下乡的江浦县进行调查。


  元宵节之夜,任毅住的农屋外面出现几道强烈的手电筒光束。几个军人荷枪实弹,破门而入,铐子在手里嘎啦嘎啦作响。那天夜里很奇怪,狗也不叫,农民不敢开门,透过门缝,看着知青任毅被带走了。任毅又到了南京娃娃桥,逮捕证上签的日期是2月19日。


  南京街头大批判专栏,开展对 《知青之歌》口诛笔伐。《知青之歌》总共240字,一个字一个字抠,牵强附会,上纲上线。歌曲描写家乡美丽是煽动知识青年不上山下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旧教育路线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散布悲观情绪;“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渲染农村劳动艰苦;“沉重地修地球”诋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憧憬的明天”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知青之歌》竟然“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知青之歌》歌词摊了一桌子,油印、铅印、手抄、复写纸,什么都有。专案组还追查到别人续写的《知青之歌》。


  调几个教授级的音乐专家来审讯任毅,想从艺术角度分析《知青之歌》格调,结论出来了:“你这个歌,属于阴暗的、下流的、黄色的城市小调,似乎还带点靡靡之音。”


  当时在知青中还流行一些地下歌曲。如:“在那里我听惯了大海歌唱,在那里我闻惯了豆蔻的花香。(《马来情殇》)”“眼望着秋去冬又来临,雪花飘飘飞;美丽的青春将被埋没,谁来可怜我。(《精神病患者之歌》)”比起这些歌,任毅觉得自己的《知青之歌》非常健康阳光。任毅说:“我不懂什么叫靡靡之音。”


  一个教授突然摘下眼镜,站起来说:“小家伙,你怎么想起来干这事,这年头我们躲都躲不了,你还出这个纰漏,你好自为之吧。”


  1970年5月24日,任毅被当时的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批准了。那年,任毅22岁。还差最后一道程序,就是要报江苏省军事委员会批准。


  许世友将军的一个秘书李文卿上将,写了一本书叫《晚年许世友》。书里有过一段披露:南京有个知识青年因为写了一支歌,而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被判处死刑。许司令仔细看完案卷后说:“一个知青娃子,才二十来岁。又没有前科,怎么能说杀就杀?”当即批示:“该人年轻,个人历史简单,清白。没有死罪。”大笔一挥,枪下留人。


  最后由建邺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判了任毅十年。有人居然作了计算:“任毅,你真冤,你付出多大代价啊?你写了240个字,你为一个字要坐14天的牢。


  雪夜里唱起了《知青之歌》


  寒冬腊月,鹅毛大雪纷飞,溧阳监狱有个看守战士突然夜里敲铁窗,要牢房里的任毅唱《知青之歌》。任毅在监狱里第一次从头到尾唱给战士听,战士听着眼泪流下来了:“我也是知青。”


  一会儿,战士又过来了,手里拿了一包馒头和一瓶酒,塞进铁窗,转个身走了。任毅看见雪地上长长的影子,像那刺刀直向心里刺来,百感交集。牢房里关的是沦为囚徒的知青,而窗外是看守囚徒的战士,曾经一样的身份。


  1978年,任毅决定要上诉,为自己翻案。监区指导员说:“你如果这么做,后果自己负责。但是你要写翻案信,我给你几天假期,你就不要出工。”那段时间,任毅坐监牢比较宽松,可以早上出监房,晚上回来,没有人管他。坐牢时间长了,监狱认为任毅没有逃跑的技能,即使逃跑出去,他也没有生活的本领,再说他表现也不错。


  任毅是66届高中生,帮助管教干部的子女复习功课很棒,这些小鬼成绩提高很快。一问谁教啊,任毅教的。管教干部不好意思讲你多教我小孩一点,就换句话对任毅说:“你不一定晚上六点钟回来,反正你回来睡觉就行了。”


  就这样,任毅有空写了许多份翻案书,通过管教干部子女的渠道寄出去,分别寄给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最高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还要寄给音乐家协会和作家协会,让学术单位论证。


  任毅母亲是教师,下放到江苏省泗洪县。当地知青都知道她是任毅的妈妈,早晨出工,就围绕着房子四周唱《知青之歌》,吓得母亲都不敢开门。任毅母亲收到了任毅申诉信,就说出来:“任毅要翻案了,要写上诉书,我一个老太婆,最多一个晚上只能写几张。”周边的知青说:“任毅是为我们而坐牢的,没人写啊,我们全部来帮你写。”


  公社书记赔一把红棉吉他


  此时,拨乱反正是当口。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知道这个案件,做了批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平反释放。”然后,将此案作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典型案例:一个青年学生,仅仅是写了一首《知青之歌》,而遭到残酷打击。


  1979年1月4日,南京建邺区法院宣判任毅“无罪释放”。至此,任毅服刑还差45天,就满9年了。


  任毅出狱之后,回到了下乡的永宁公社,就一脚把永宁公社书记的门踢开了。“我是任毅,原来红旗八队的,你们赔我那把吉他。”那个书记感到莫名其妙:“你别急,我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9年过去了,公社书记换了几茬了。现任书记决定赔一把吉他,问起那把吉他是什么牌的。任毅说:“红棉牌的。那一年买来是三十几块钱。”公社书记说:“现在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就赔你八十块钱,你看够不够?”


  任毅说:“够了。我不是为了这八十块钱来的,是为一口气来的。有些东西不是金钱能补偿的。”回到南京后,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任毅,安排他到总务处工作。天降奇缘,南京五中的老同学上门提亲,提亲者是女孩的哥哥,也是知青,对任毅印象也很好。因此这门亲,更是亲上加亲。


  如今,任毅退休,生活和睦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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