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2017届毕业生同学们，

尊敬的各位家长、各位老师：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满怀收获的喜悦在这里举行2017届中文系毕业典礼，共同见证在座的同学们顺利完成学业。我代表中文系全体师生员工，向毕业生同学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想四年前，或二年三年前，有些同学应该是五年六年前，我是指有多位特别不舍得离开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同学，数年前，你们带着金榜题名的荣耀，带着对北大中文系的厚爱，走进北大的校园，那时你们的心情一定是带着欣喜和激动，还带着奋发和憧憬。今天，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绕着未名湖走了一圈又一圈，你们的人生上了一个台阶，又要走进你们的新时代。按照惯例，我要代表中文系为大家说几句话，说几句什么样的话呢？这让我颇费心思。再说勉励的话？再说要求和希望？还讲大话和套话么？我想不必，经历过北大数年的熏陶，我想你们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思想。我想还是和你们说点我自己的想法，只是和你们交流，或者说和你们共勉。在你们毕业之际，要开始另一阶段的人生时，我想和你们交流一点想法。就说三句话吧。

其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语出晋·习凿齿《襄阳记》：“儒生俗士，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这里是有点轻视读书人，但诸位肯定不是一般读书人，当然不甘为俗士。“识时务”并非是指看清眼前的、周围环境里的权力形势，利益格局；“识时务”是要看得懂潮流，看得清天下大格局。如今天下大势，风起云涌，政治、科技、文化、宗教、种族都处于激烈的变革中，不管我们把它表述为“命运共同体”，或者是“文明的冲突”，或者是地缘政治，或者是后冷战格局，北大中文人对天下要有一种认识，有一种情怀，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清醒认识。尤其是当今中国，按一些学者讲，也是处于千年之变局中。今天的时代也是风起云涌，狄更斯在《双城记》这部小说的开头曾经描述了他所处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读了四年甚至更多年的北大中文系，大家对这段话一定是耳熟能详。狄更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带领人类社会走进工业化的伟大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是丰富、复杂乃至混乱的。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把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时代称之为“动乱时代”的开始。但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也是毋庸置疑的。以“这是……什么什么的时代”来描述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也同样可以列出一大串的排比句。不管我们怎么描述，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危机、机遇和挑战的时代，这一点是必须认识到的。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充满活力，充满希望，也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去奋斗，为创建国家民族的美好未来去奋斗，为人民的幸福去奋斗。我们要认清天下形势，认清时代潮流，不是为个人算计，而是为国家、为人民更好的奋斗，也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找到准确的方向。

看看，我一说又说到大道理上去了，现在要往小里说。

其二，“知其不可而为之”。看上去这句话与前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有矛盾处，既然识时务，何以还会，何以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呢？识时务是识天下大势，识潮流趋势，但并不等于要追赶潮流，要跟着潮流跑。尤其是“识时务”并非自以为看清形势，可以精心算计自己的利益——这就是钱理群老师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北大不乏聪明人，不乏算盘很精的人。“识时务”是为着看清历史的方向而坚持信念，而在当今时代，要有自己的真实的理想理念并非易事，可能是要有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想去这句话在座的诸君一点都不陌生，语出《论语·宪问》：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看守晨门的人是一个隐士高人，他对孔子心有戚戚焉。但读来其实更像是讽刺，钱穆《论语新解》就认为晨门是在讥讽孔子。守门者对孔子并不以为然：“不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坚持去做的人吗？” 这样的人在2000多年前就被认为是不切实际，自讨苦吃。在今天这个时代，“识时务”的人还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吗？显然，俊杰不会，似乎只有笨伯会，在这种情形下，孔子仿佛是愚笨的。不过，我要在这里解构一下《襄阳记》关于“俗士”的说法，今天的时代是俊杰如云，人才辈出，在座的多半都是俊杰。我以为，做俊杰固然可贵，但也不要都做俊杰，时刻都是俊杰。也要做做“俗士”，做一个平常人，做一个普通人，做好自己。不从众，不入流，不合伙。这或许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就像孔子，“克己复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很不合时宜。就像后世的尼采说的那样，做个“不合时宜的人”。

确实，我也是有感于当今时代自以为“识时务”的俊杰太多，会算计的人不难见到。说得大点，谁能透彻看到未来呢？谁能为未来以及更恒久的价值而坚持呢？谁来为国家做那些难做的事呢？北大培养人才的目标是要做“引领未来的人”。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引领未来”简单理解为“识时务”，“引领未来”也并非仅仅是顺应潮流，恰恰是洞悉潮流，超越潮流，才能真正引领未来。

“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今天就是要坚持理想和信念去做事，因为真正“识时务”而目光高远，从当下看到未来，就不必计较眼下，而是回到自己的生命本身，回到自己心中的信念，去做难做的事。不管是做论文，还是面对事业的进取，是识时务，顺应潮流，还是为学术理想，或是为人生信念，这是很不一样的生存方式，也显现出不同的生命意义。我也知道今天坚持理想信念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讨好，更不讨巧，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心中能点一盏明灯，能照见你们前面的道路，甚至有勇气独自远行。因此，我在这里说，要有一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今天，我们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解还是常常做了功利化的解释，例如，在说到马云时，我们总会说他当年的奋斗是如何“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他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在别人不能理解他的孤独和坚持时，他始终不放弃。如此理解，扎格伯格也是，乔布斯也是，几乎今天所有成功的互联网英雄都是。但是，我还是不想以最后的成功来倒推“知其不可”，“知其不可”并不是在对未来的功利等待中去做事情，而是本着初心本心做自己相信的事情，做出自己的努力。

身为北大中文人，要有一种“知其不可”的见识，能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地方，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自己的路径。钱穆解释《宪问》篇说：“孔子下学上达，下学，即行道。上达，斯知命矣。”说得耐人寻味。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说得大一点，是听从自己的使命做事；说得低调一点，是按自己的本性做人。所有这一切，无关乎功利，无关乎算计，甚至无关乎成功。以至于雅克·德里达对此有极其富有哲学意味的表达，就是做不可能的事情。他说，在今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做不可能之事。

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 有一种知难而上的品格，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积极精神，还有一种甘于寂寞的平常心。

其三，“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再次与前一句话构成矛盾。“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认定信念，坚持不移地做自己的事情。而“退一步”则是要见机而行，适可而止，这二种态度如何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如何能同时作为一种人生准则呢？相信多元论的我并不认为事物的唯一性和绝对性是不可破除的；同时，也相信那些矛盾性的事物是可以形成一种关系，可以重建一种关系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对人生价值信念的追求与坚持，“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对具体的生活境况而采取的选择。正是因为坚持人生的信念，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目光看向远方，眼下一些困难和挫折就不可斤斤计较。大家很快就要走出校门或进一步深造，面临更丰富也更复杂的生活。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排名落后、找工作、谈对象、涨工资、评职称、朋友误会、情人反目、领导冷落、亲人别离、遭遇暗算、面对险境……所有这些，都要拿得起放得下。多年前我在课堂上就和同学们讲这句话的道理，你们有位很优秀的师姐曾经和我说起过，她说我在课堂上讲的一番话让她心里的压力放下不少。我说你们曾经优秀辉煌过，人生有过一次辉煌其实就够了，就对得起自己的生命，随后就是尽着自己的努力，成功与否，不争一日之长短，不必太在意，“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座的诸君都是人中俊杰，人生得意与成功理所当然，但也可能会遇到诸多复杂的情况，也会有不如意的情况出现。我倒是想起王朔的小说《顽主》里的一个场景：

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这当然是王朔式的幽默，甚至有点机会主义或犬儒主义，但退一步也不失为一种明智。古语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倒是希望你们年纪轻轻，虽然血气方刚；对于生活、生存，另有一种通达，有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气量。我鼓励你们有英雄主义气概，但不希望你们做无谓的牺牲；我期望你们坚持自己的道路，但不希望为纠纷及失落而消耗精神意志。

总之，不管是“识时务”之智者，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愚者，或者是“退一步”的弱者，都可以是我们每个人展示出的不同的生活面，处于不同的时刻所采取的行动或做出的选择。第一个是对社会，第二个是对自己，第三个是对他人。说到底，我今天的话只有一个意思：心中要有信念，永远保持正直，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最后祝愿大家顺利如意！幸福美好！

2017年7月3日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男，1959年2月生，福建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等。

著有专著二十多部，发表论文评论近四百篇。主要著作有：《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1993，2004修订版），《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1994）、《不死的纯文学》（2007），《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2009）、《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2012修订版）、《守望剩余的文学性》（2013）等。

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 ”2002年度评论家奖，2007年度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2014年获腾讯首届文学大奖年度批评家奖等奖项。《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获2010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德里达的底线》2011年获第北京大学十一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2012年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人文社会科学）。

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北京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中华英才》杂志称其为“领军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