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享年94岁。“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六十年来，金庸的小说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全球华人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在虚构维度的想象基调，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伦理道德观乃至于对人生目标的选择，堪称一代人的“立法者”。2009年9月，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2010年发现网络这篇《揭秘金庸和中共之间的恩怨情仇》，不知这篇作品具体成于何时。
重温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揭秘金庸和中共之间的恩怨情仇
作者：长河
二00九年，对中共属下的御用工具---作协来说，是惊喜之余又魂游了一回地狱，之后才又回光返照吊着那口气。所谓惊喜，是指增添了金庸这样一个大头萝卜；魂游地狱，是北京著名作家郑渊洁的退出和一批八零后作家们对它的嘲弄与不稀罕。试想，连韩寒这样的“初生牛犊”，都不买它的帐去加入这个马屁帮作协，而已八十多岁的金庸却像其自著小说《天龙八部》中的人物游坦之见了阿紫姑娘一样飞身扑进来当身作协，这怪异之举，真如练了他小说中的癸花宝典武功一样让人匪夷所思，当然也就不能怪大陆许多人奉送之“老而糊涂士”称号了！
然而，笔者以为大陆许多人是因为太不了解我们这位金庸金大侠的缘故，如果人们对金大侠的人生轨迹稍微了解一下，也就不难理解我们这位武侠巨匠的“入邪（协）了，要理解我们这位金大侠“入邪（协）的原因，其中一生与中共的恩恩怨怨，如果让他自已执笔泼墨，不需润色点饰，也足能够写一本传奇似的小说了。
金庸，姓查，名良镛，浙江省海宁县人。公元一九二五年生。纵观其人一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参政无门，退而候机、决裂旧巢。二、异军突起，堪称猛将，以文议政。三、政治情怀，原路返回，重敲政鼓。
一，参政无门，退而候机、决裂旧巢。
金庸在少年时期，在家乡附近就读，中学是著名的杭州高中学校，“杭高”是中国有数的好中学之一。中学毕业之后，适逢乱世，是日寇侵华的年代，金庸就在这时候离开了家乡，远走他方。据他自己的忆述，在离开了自己家乡之后，曾在湖南省西部，住过一个时期，寄居在一个有钱同学的家中，这一段青年时期的生活，当然相当清苦。
再以后，金庸进入国立政治大学就读，读的是外文系。金庸在政治大学并未毕业，原因不明，可能是那时他虽然年轻，但已才气纵横，觉得传统的大学教育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之故。使得金庸和报业发生关系的，是当年大公报招考记者。当年，大公报是中国最有地位的一份报纸，影响深远，大公报在全中国范围内招聘记者两名，应征者超过三千人，在这三千人之中，金庸已显出他卓越的才华，获得大公报录取。
自此，金庸就进入了报界，而在不久之后，便被派去香港。金庸在香港的大公报工作了相当久，担任的是翻译工作。
在这个时期内，金庸对电影工作有了兴趣。这种兴趣的由来，大抵是由于他在报上撰写影评之故。金庸曾用一个相当女性化的笔名写过影评，也用“林欢”的笔名写过影评。他所写的影评，只怕已全散失不可追寻了，但曾读过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醒。以后，金庸直接参加了电影工作，做过导演。
金庸参加电影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其成就，和他写作方面的成就来比较，也相去太远，时至今日，已经很少人知道他曾实际参加过电影工作，当过编、导了。
金庸的小说创作生涯，可说开始得相当迟，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发表，就石破天惊，震烁文坛。再接下来的“碧血剑”、“雪山飞狐”，更是采声大作，等到“射雕鹏英雄传”一发表，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大宗师的地位，人人公认，风靡了无数读者。在“射雕英雄传”之后，金庸因不满大公报倾共变质，与东家发生严重的分歧，需要有自已的一番新天地，就脱离了大公报，和他中学时期的同学、沈宝新先生，开始了合创明报的生涯。
二、异军突起，堪称猛将，以文议政。
金庸脱离了大公报，和他中学时期的同学，沈宝新先生，合创明报。明报在香港，销量不是第一，但是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之中，它是第一大报，在国际地位上，是第一大报。连美国国务院，都会三番四次，请金庸去商议国家大事，中华民国总统，也曾数次召见金庸。
明报不但使金庸的地位提高了，也使金庸的收入大大增加。可是明报在出版的初期，却是一份小型报，销数最差时，不过五六千份，工作人员不超过十人，全是凭藉金庸的才能和努力，合伙人沈宝新的才干，初创时期的工作人员如潘粤先生、戴茂生先生、雪坡先生等等的努力，才逐步创出了日后的天下，同时它能成为中文报纸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的其中因素之一，是不做大陆中共的应声虫，见解犀利、新颖而嬴得人们的青睐。
明报草创之初，金庸在明报上撰写“神雕侠侣”，接下来，大部分小说，也全在明报上发表，一直到“鹿鼎记”。在“鹿鼎记”之后，就未曾再撰写小说，而专注于明报的社评。
明报社评，绝大多数由金庸亲自执笔，在当时它以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就算意见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写得好，这是金庸在写小说才能之外的另一种才华的表现。
想当初，对中共大陆当局试制原子弹，金庸的《明报》持强烈反对态度。中共党魁陈毅针对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中共的制裁，撤走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金庸批评这种说法，认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的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
他的言论受到中共暗中支持的香港左翼报纸的猛烈抨击，《明报》便与《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展开了一系列笔战。此为金庸与左翼阵营“决裂”之始。强国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那时金庸的这一思想无疑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治国理念。《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由金庸执笔的明报社评，其影响已可与当年的大公报相埒。由于坚持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则，后来金庸还曾和大公报发生过一次极为剧烈的笔战，这次笔战，金庸所写的几篇文字之精彩，真令人叹为观止，只可惜这些文字，竟未曾结集出书。
这时期的金庸，可以说完全是一个侠义肝胆、为民请命的角色，没有一点后来“老而糊涂”的影子，这期间他还用那支生花妙笔，借助武侠小说大量地讽喻大陆现实。
1、丁春秋、任我行、毛泽东
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隐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始于《天龙八部》。“星宿派”是在隐喻什么组织，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大陆正穷凶极恶奴役百姓的共产党，“千秋万载”的丁春秋老怪与“伟大领袖毛泽东万岁”互相辉映，明白了之后，读者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同样性质的隐喻，在《笑傲江湖》任我行身上又出现了一次。
《笑傲江湖》中写了极权令人腐化的过程。任我行对属下本来是兄弟相称的，可是在听到了“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之后，在得到了教众的拜见之后，想要阻止，一转念间，觉得高高在上，也没有什么不好。先是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继而觉得简直好得很，再继而觉得非这样不可，这就给现实版的毛泽东作了注脚------权力使人腐化的过程。如果当时金庸回大陆参政成功，身处政治旋涡，老舍的跳水自尽，他非羡慕死不可，因为毛老怪一定会专门为他制造出一种政治夺命三尸脑神丸来让他吞下不可，从而让他住手不再写，这绝不是什么假设，最起码牛棚猪窝是看好让他住定了。
任我行最后在仙人掌峰的顶上，直摔了下来，自此与世长辞，象征了一个在权力顶峰的人摔下来之后的下场，很有讽世意味。所以，如果将这些小说创作的年代，和当时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事结合起来看，更加有趣，《鹿鼎记》中“神龙教”是“星宿派”的进一步，是“朝阳神教”的进一步。影子是中国大陆当时的政局，隐喻文学到这一地步，已是登峰造极。
2、教主夫人与毛皇后江青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此后又多次提及。1968年10月《红旗》第四期社论引毛泽东进一步阐发的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随后，全国开始了以“吐故纳新”为方针的整党运动。（《毛泽东大辞典》第1233、844、123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只是除了正在过教主瘾的毛泽东之外，当时人们弄不清楚谁是新血液，谁是废料！
《明报》、《明报月刊》以报道、分析中共形势而著称，金庸自然对此倍加关注，时评政论之外，竟也落墨于不期而然之间。就在《红旗》社论发表和转载期间举行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当作废料被吐故纳新，开除出党了。半年后“九大”召开，林彪、江青的亲信大量进入中共中央。
1970年初，金庸在一篇考据文字中提到“长生术”，不失时机地又指向毛老怪：“毛泽东最近屡次提到‘吐故纳新’四字……”（《侠客行》第733页），小说与大陆时局竟又惊人地同步起来，同时大陆局变也给金庸的创作提供了灵感，1969年10月23日开始写起的《鹿鼎记》中，神龙教教徒为糊弄教主而伪造的天书中就有一句“吐故纳新”。接下来的场面就更具历史内涵了：教主在夫人的操纵下大力发展少年教众，迫害黑龙使等老一辈教众。“黑龙使叹了口气，颤巍巍的站起身来，说道：‘吐故纳新，我们老人，原该死了。’”（第729、744页）这句话，正是那时期在中共内部权斗时，败下阵来后一个个又被宰掉的中共党徒们的心声，而教主夫人与少年教众，从头到脚都闪烁着江青和红卫兵们的影子。
金庸曾说：“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笑傲江湖》后记）但如果影射的内容拆射了人性呢？“吐故纳新”就是这样人性地记录了历史，稍一深究，历史的真实便迎面扑来，让你禁不住往现实中看齐。
三、政治情怀，原路返回，重敲政鼓。
不能忘情于政治，是金庸贯穿一生的信念，1950年中共占领大陆之初金庸曾赴京求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次求职的失败，意味着他当时直接参与政治的破灭，回港后，痛定思痛，才把一腔热忱倾注于即将开始的武侠创作中，福耶祸耶？也幸亏如此，才成就了十年后他在武侠小说的创作地位，晚做了几十年的政治奴才。
其后，金庸的政治情怀就迸发在社评与小说之间。他以文人论政的姿态接续了旧《大公报》的传统，体现其立场的，是《明报》及其社评。社评的影响是在政治范围之内的，由于所处环境使然，他思想里那部分民本思想便凸显出来。他的小说大多是反映了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对政治异化人性的厌恶、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政治现实的失望。他甚至明确地将《笑傲江湖》标为“刻画政治生活”（《笑傲江湖》第1590页），注明《鹿鼎记》构思与“文革”、文字狱的密切关系（《鹿鼎记》第42页，宝文堂书店1990年版）。陈平原先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是真正了解和读懂金庸的知人之评。
在金庸的世界里，小说与社评以时政为桥梁，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评的写作给小说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进一步加深了对政治、人性的认识；一方面小说成为社评之外金庸的另一个倾诉空间。在特定的条件下，二者又与金庸个人的处境纠缠在一起。1967年金庸因在社评中抨击极左人士，触怒了暗中操纵左粪们的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扬言买通香港黑社会准备对金庸实施暗杀，这时候生命受到威胁的金庸没有畏惧，他引以为榜样的，即是自己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然而，曾几何时，英雄不再往昔，随着岁月的流失，金庸人生中的棱角被消磨殆尽，连他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些金盆洗手的江湖人物甚至都超过了他自已！晚年的金庸，政治对他的诱惑力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削减，终于有机会直接参于政治了。1981年夏，金庸应邀到了北京，与邓小平长谈。在香港人的眼里，这是他对“左翼”的“回归”开始。
他奔走于台湾和内地之间，殷殷于国事，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以及后来的香港特区预委会，在这场关乎港人切身利益大是大非的“激进”与“保守”争论中， 保守的金庸屡被指为政治投机，出卖港人利益而饱受炮轰。然而金庸似乎不在乎这些，他的保守言论不由自主让人想起了一句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他的参政热情之高，以至别人惊诧之余还以为他仍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图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一职呢！如果说这些我们还彼能理解，可以在他的政治情怀中找到答案的话。而人们不敢恭维他的，是往后他与当年痛视的政府穿连裆裤的表现！
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金庸一生的主线，也就知道了金庸把自己用绳子拴在中共这条船上的“苦衷”，虽然这“苦衷”没有几分道理。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后，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把紧箍在人们脖子上的绳套松了一个扣，似乎对知识份子开始采取了某种怀柔政策（虽然现在已证明完全是假象），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共投金庸所好所抛的绣球，竟然博得金庸春心大动，究其根源依旧是政治情怀在作崇？还是英气消磨尽换了狗熊脾气？还是脑子里揉进了某种圆滑浆糊？或者几者兼而有之吧！总之，金庸虽然感到“廉彼老矣”，已不能再挤身大陆与香港政局，但仍化装登了场，选一个叫中共为亲妈的作协来当作舞台过了一把自已的某种梦想瘾，可叹的是虽然了却了自己的某种心愿，但也极有可能在他最后的人生中涂墨了自己的人格，给人一种画蛇添足的滑稽感！
金庸曾表示“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 金庸亦曾表示，有意写一部“与从前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中国通史，“立场完全站在老百姓一边”，以老百姓的日子是否“好过”作为评价那个时代的准绳。（《人民日报（华东版）》1999年4月7日）但随着金庸的“入邪（协）”，给自己戴上了笼头，加入了犬儒行列舍弃了意志和尊严，恐怕这种许诺再也不会实现了！
后记：
也有人声称通过研究金庸所有作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金庸即是一个晓大义，急民生的通达人物，实质上也是一个“正邪”不分的混合体，几年前曾有网友在“聚贤庄中的酒杯”一文中写道：在《神雕侠侣》与《笑傲江湖》之间，金庸创造了一系列超越一般意义的“正邪”的人物。杨过曾叛出全真教，一度不顾民族大义，投到蒙古南征军中效力，还图谋刺杀“侠之大者”郭靖，已很难以一般意义上的正派人物去界定。《笑傲江湖》则以令狐冲、刘正风、岳不群等人为代表，更猛烈地冲击了一般意义的正邪之分。在《神雕》、《笑傲》之间，还有在正邪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张无忌，遭受命运捉弄被正派人士逼得走投无路的萧峰等形象。那么，金庸为什么会对“正邪”这一主题投入如此之多的思考？为什么会一再重现这个主题？
将这几部小说创作的时间段内金庸的经历对照来看，就会发现它们处在一种彼此呼应的状态之中。金庸因不满于左翼阵营内部教条主义的束缚而自立门户，创办《明报》，《神雕》就开始连载于《明报》创刊之日；《倚天》开始写作不久，《明报》经历1962年逃亡潮报道事件，与左翼阵营显示了差异；《天龙八部》写作期间，《明报》又经历了1964年因核爆问题与左翼报纸的笔战，完全走到了旧日阵营的对立面；《笑傲江湖》写于“文革”之初，《明报》已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中共“文革”的立场。这个过程，正是金庸生命中一段极其重要的心路历程。他是以个人的经历为切入点，与时代背景融合在一起，坚持独立思考，将所思所感自然流露在小说创作之中。他在描写个人心理时，无所归依的边缘感、孤臣孽子的悲怆感、天地一人的孤独感，都是相当逼真、深刻的，因为这都是作者亲身的感受。他在写这些人物、这些情感的同时，也寄托了欲说还休的潜在期望：有解释，有呼唤，有自勉……尚在左翼阵营的梁羽生作为一位深知内情者也感受到了，因此在1966年写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载《金庸茶馆》第五册第202-232页）中不仅敏锐地觉察到了金庸小说向“正邪不分”方向的转变，还特地谈到《天龙八部》里萧峰在聚贤庄与往日兄弟干杯断义、展开生死搏杀一节，并站在当时的立场上说：“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这心中的块垒是什么？有人解释今日金庸的“入邪（协）”已浇释了自己胸中的块垒，是否是这样只有金庸自已知道了。但有一点我们肯定，今日的金庸再也写不出当年那些神采激昂的文字了，他与占据大陆的中共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也随着互相伸出弯曲的小指头拉勾一笑，而划上了一个使人叹息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