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记者 焉能不识张季鸾
与以往不同，因为阴雨连绵，今年的深秋像是初冬。
虽才10月末，关中的许多人已裹上了防寒服。可在榆林，气温虽然已到了-4℃，可68岁的退休干部惠世新只是多穿了件外套，来到城东的公园，围着一座坟茔走走停停地转上几圈。
两年多来，每月来这里转几次已成了老人的习惯。
那么，这里安葬着什么人，使得一个患病的老人如此地牵情？
当然不是一般的人物！
如果我们将时光倒回七八十年，他的名字虽不说家喻户晓，那也是如雷贯耳；他虽英年早逝，但身后却极尽哀荣，震动了海内外；他并非巨富贵胄，却赢得了国共两党及社会各阶层的高度赞誉……
他，就是一介布衣、当年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
张季鸾先生以五十四个春秋的生命历程赢得了“报界宗师”“一代论宗”“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的赞誉，更和于右任、李仪祉被后人并称颂为“陕西三杰”。
第17个中国记者节到来前夕，记者远赴600多公里外的榆林，在城东的季鸾公园里，拜谒了这位我国新闻界的大师巨匠。
清冷的塞外高原，天高云翔，碧空如洗，踏过那通往墓园的54级台阶，张季鸾先生54年的人生历程似这清新的公园一般，在记者的脑海里一幕幕地展现开来……
1 心忧天下救国救民
张季鸾先生祖籍榆林，1888年3月生于山东邹平。13岁那年父亲不幸病亡，他和要强的母亲历经千辛万苦扶柩归乡。
虽家境贫寒，但母亲坚持供他求学。张季鸾先后在榆阳书院、宏道学堂取得优异成绩，后又师从关中大儒刘古愚。1905年，张季鸾官费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第二年秋，他随同张赞元、张立卿、赵其襄等协助井勿幕，在日本东京郊区明明社创建同盟会陕甘分会，成为第一批陕西籍同盟会会员。在日期间，张季鸾利用课余主编倡导革命的《夏声》杂志，这成为他新闻救国的开端。
1908年回国后，张季鸾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因涉外文字突出经于右任举荐，张季鸾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秘书，参与主持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临时政府成立及大总统就职当天，张季鸾就此事向上海《民立报》拍发了一则电报，这条电文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条专电，也被认为是张季鸾对于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开拓性的贡献。
袁世凯篡权后，张季鸾离开政界，创立北京《民立报》、上海《民信日报》，主持《中华新报》笔政。他为国家民族大义不惧强权，不畏强暴，与军阀抗争，因揭露袁世凯丑行，曾两度身陷囹圄。
1916～1924年，张季鸾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接办了刚复刊的《大公报》，从此，他成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他主持笔政的十五年间，中国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张季鸾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以报刊社论为载体，针砭时弊，议论国是。他从不靠笔走偏锋、苛察刻薄夺人耳目，而是坦陈时政，以透辟犀利的分析说理服人；更是壁立万仞，超越党派私利，始终守卫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其“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理念深得国共两党敬重与尊崇。
据《报业宗师张季鸾》记载，15年中，《大公报》历经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6次迁移，每次搬迁都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张季鸾从不为金钱所动，即使曾面对一张15万元的银行汇票，也是一笑置之，断然拒绝，从未在敌人的铁蹄下办过一天报，其人格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敬重。
2 新闻人的极致境界
在张季鸾的新闻生涯中，最为人称颂的莫过于他的“四不主义”，这也成为张季鸾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页。
在《大公报》的发刊词《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张季鸾提出了“四不主义”的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是指“以纯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即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或者说政府派别的金钱，不卖立场和气节；“不私”是指这张报纸不是一个人的，它是社会公器，要为社会负责任；“不盲”则是报社自我勉励之词，包含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既对权力保持独立，又对公众舆论保持独立。
这就是著名的“四不主义”。它彰显了张季鸾主张办一张经济独立、言论自由、客观中立的报纸的思想，也成为他履行到生命最后的庄严承诺。有人评论说，“四不主义”是中国本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办报过程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1930年，蒋介石连续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国民党要求所有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过这个命令。范长江考察西北红军的报道，就是在1934和1935年的《大公报》发表的，首次向国内如实披露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情况和陕北的真相。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
张季鸾为人忠厚但笔锋犀利，如他撰写的三篇被人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这样的绝妙文章，即使在今天读来，也叫人酣畅淋漓，忍俊不禁。
《大公报》复刊后，经历了封建势力复辟、军阀割据混战、抗日战争等战乱，张季鸾发表了许多社评。西安事变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其中《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被国民政府加印数十万份，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据说，张学良至晚年还能背诵这篇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为了鼓舞人们勇敢应对，张季鸾写下了《我们正在收割稻子》，这是他生命垂危，病逝前19天写下的最后一篇给人希望与光明的社评，因为有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论，人心才能受到鼓舞，人们才能怀着正义与光明的期待战胜侵略。
一个真正的新闻人。他的风骨，播撒于万千社评之内，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助于造就社会上健全的判断力，有益于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建造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他不仅做到了文人论政的极致，甚或影响到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
当时，几乎中国发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能听到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的声音，其评论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掀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他和大公报因此赢得了公众和整个同行的尊重。
于右任先生曾这样评价张季鸾：“先生积三十年之奋斗，对国家有大贡献，对时代有大影响，其言论地位，在国家，在世界，并皆崇高。”
因为坚毅的精神，为抗战的呼喊，对国家的贡献，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大公报》为1940年全世界最优报纸，并称赞其是“最优秀的外文报纸”。
3 长安惜别一代报宗
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54岁。他的辞世给当时的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带来极大震动。社会各界纷纷发去吊唁，周恩来、蒋介石等各界名流亲临殡葬现场……
在今天榆林季鸾公园的纪念馆里，记者有幸目睹了先生的身后哀荣。毛泽东主席等特致唁电：“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等的唁电称：“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据榆林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惠世新后来统计，仅海内外各界名人发来的挽幛唁电达140多件。
张季鸾先生的去世，在当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他的逝世是中国报界的一大损失，国共两党的共同哀悼使其成为史无前例的一人。其办报的思想及理念、品德影响了许多人，他对于新闻事业的执著，正如其遗嘱中写道“余平生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革命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对于国族有所贡献”，也许这就是他自己对其30年记者生涯的最好评价。
在一场空前的公祭仪式之后，经家属和陕西方面的要求，张季鸾的遗体于第二年被迎返陕西，安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归葬西安时，各界名流亲临追悼吊唁，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发来吊唁的信电成堆成堆地摞着。据记载，当年的陵园占地40亩，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陵园建成之初，曾有一个连的队伍专门在此为张季鸾守墓。可没过几年，随着战事吃紧，这些国民党军人也不知所踪，庞大的陵园也没了看守者……
时光荏苒，当人们再次关注到张季鸾时，已是几十年之后。那座曾经风光无限的墓园已是斑斑裂痕，只剩下半个土包，在一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寂寥地堆着。
2004年，与竹林村相邻的玉村率先将自己所拥有的陵墓周边土地租给了一所砖窑，随后，竹林村也将属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种猪场，墓前的一条土路也被就此截断。
没有人知道这座在猪圈和砖厂夹缝中的墓地属于谁，当然也没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许多辉煌的记忆。
媒体呼吁，亲属奔走，两会提案，各界建言，然而，猪场依然，砖厂依然，报界宗师的墓园的衰败依然。
记者想起了时下流行的一句话：说多了都是泪！
……
4 游子最终魂归故里
在文章中可以分析出社会走向的一代英杰张季鸾，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在他回葬故土之后，还要经历一次艰难的“搬家”。
其实，早十几年前，面对沦落了的张季鸾墓园，在无奈无助无力改变的窘况中，榆林市的有识之士就曾建言将张季鸾墓迁回故里，让一代先贤落叶归根，安享天堂。
2011年，在榆阳区举办的张季鸾先生逝世50周年研讨会上，两岸三地的学者也曾提出“可以考虑将张季鸾墓迁回榆林”，张季鸾之子张士基也表露过同样的想法。惠世新对张季鸾先生有着无比的敬仰，他随即向榆林市政协递交了“关于将张季鸾陵园迁建榆林”的倡议。同年6月，榆林市政协特邀张季鸾外甥女李赋英、张季鸾嫡孙张哲明、孙女张哲子参加“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暨张季鸾先生逝世70周年座谈会”，向他们说明迁墓意向并得到赞同。随后，以张季鸾家属4人的名义向省委、省政府呈送了《关于张季鸾陵园迁建榆林的请求》，2012年，省委统战部批复“同意”。
为了使先生遗骸早日回归故里，榆林市和榆阳区领导倾注了极大地热情，时任区长苗丰果断拍板，将墓址确定在正在建设中的森林生态公园，并定名为季鸾公园。
2014年8月12日，榆阳区林业局局长朱喜堂、惠世新老人等来到长安区，他们将完成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因为被盗过，坟上的土都是虚的，没怎么挖就到了墓穴，里面棺材也被挪到一边，尸骨挤在一个角落里，陪葬品只有一根烟斗、一副麻将。万幸的是，经法医鉴定，骨头并无任何缺损。”已是榆阳区政协领导的朱喜堂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天装好遗骨，放完鞭炮，车从小路刚开上大路，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第二天安葬之后，榆林也下了半个小时。老百姓说，这是张老在感天动地啊！”
至此，张季鸾离开了他安息72年的长安，魂归600公里外的祖园。
长安，偌大的长安！以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中华文化的巅峰之处，曾经容纳了十三个王朝，更容纳了整个世界，创造了璀璨的长安文化，然而，就是这样的长安，号称一城文化的长安，新闻媒体和记者扎堆的长安，最终竟没能留下一个记者，一个当代记者的“祖师爷”……
如今，在榆林城郊的3000多亩生态园林里，张季鸾先生的墓冢清新、宁静、祥和，不时，有心怀崇敬的人来这里瞻仰。距墓冢仅90米的凤凰阁里，800平方米的空间里，序厅用张季鸾的人物浮雕对其精神风貌加以展现；展室则以张季鸾的一生为主线，包含“多舛身世飘萍学子”“新闻报国两陷囹圄”“文人论政大公立言”“关注苏区报道中央”“团结抗战功在国家”等12个板块；以铜像、碑石复刻、硅胶人蜡像、3D幻影、电视专题等现代光电技术将先生的一生立体般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园林的白场长告诉记者，纪念馆建成才三个月，前来参观的人已超过4000人次。
季鸾先生身后的这次迁徙，虽属无奈，但先生若天堂有知，应该也是欣慰的。因为，陵园虽好，却并非久留之地。故乡再远，归来的游子却可以安枕长眠，何况，还有父母乡亲的陪伴呢。
5 先声远去虽死不死
记者当知张季鸾，陕西记者尤其应知张季鸾。
虽然，先生遗骨归葬故里，竹林村的古墓遗址也已荒草萋萋，但先生的精神，先生的灵魂依然留存在这座城里，留存在每个新闻人的心里。
张季鸾新闻研究会第三任会长蔡恒泰，每年清明节，都会带领新闻学子和媒体同行去给张季鸾扫墓。如今，墓冢搬迁后，他仍旧没有中断自己的缅怀，通过呼吁，重修了革命公园里被损毁的张季鸾碑亭，使得自己有了新的凭吊之地。
记得并纪念着先生的还有西安外事学院的新闻学子，他们协同省记协，收购、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和照片，包括几近绝世的《季鸾文存》，在学校建起了张季鸾纪念馆，将此作为新闻系学生的教育基地。
据研究中国言论史的傅国涌撰文说，在民国时期，张季鸾的影响比鲁迅大。相较于鲁迅的杂文而言，张季鸾的评论有更大的受众和影响力。然而在鲁迅几乎成了一个符号的今天，知道张季鸾的人却寥寥无几。而他，在中国短短的新闻史上，被称为全国的“导师”和传奇。
故而，我们今天重提张季鸾，解读张季鸾，旨在通过了解传播他的事迹，传承他的风骨，弘扬他的精神。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韩隽这样总结张季鸾的精神：张季鸾先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滋润，追求“言论报国”，为当时中国报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她认为，张季鸾先生主笔下的《大公报》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办报样板”，他“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的新闻职业道德令人崇敬。因为张季鸾先生的提携与培养，范长江、王芸生、徐铸成等一代卓越记者得以成为新闻界的中坚，为中国的新闻报刊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陕西省记协前主席尹维祖说，张季鸾先生崇尚“文人论政”，以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写出了一批分析透彻、文风犀利的好评论、好文章。对今天的记者，季鸾先生仍然有着榜样的力量。
作为同行后辈的我们，如何学习张季鸾精神，记者借用胡政之先生在《季鸾文存》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